[摘要] 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的 轮打击之后，在缓释痛苦的扩张货币政策日显黔驴技穷之际，美国深陷高失业率困境，欧元区似乎濒临解体，日本则一直背负着高政府债务的负担，而危机的第二轮打击正在到来。
虽然房地产泡沫破裂不会通过居民负债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传导渠道是通过房地产的供给方——供给住房的房地产商和供给土地的地方政府——产生系统性风险。对房地产商的担忧可以简单排除，因为银行早已经收缩开发贷款了，而且，多少令人讨厌的房地产业也有必要经历一次像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利润空间的压缩。担忧的焦点在于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过，根据一项研究成果，按照 广义的口径计算，包括 政府、地方政府、铁道部、政策性商业银行、养老亏欠的负债以及外债，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债务/GDP）也只有85%左右，低于美、欧、日以 狭义口径统计的政府债务率。
近在眼前的忧患是通货膨胀，它会约束我们在面临第二次外部冲击时施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抑制通货膨胀并非简单的宏观政策调控问题，因为除了外部环境之外，它的解决还依赖于内部体制性的因素，如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30年来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以及央行独立性的建立等。然而，更加深刻和难以轻松回避的忧患是收入分配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无非增长和分配两个主题。增长永远是分配的前提，但分配反过来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分配过于平均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如现在的“欧猪们”。分配过于不平均则会影响经济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如今天的美国。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介于欧美之间——有些研究表明，可能更偏向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直观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差距。但是，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有些不同：其一，城乡之间的差距；其二，地区间的差异；其三，经济部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差距。其中，前两者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上述的区域要素再配置进程，城乡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但经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却是体制性的。我们几年前的研究曾经发现，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的份额在下降，政府和企业部门的份额在上升。这种趋势既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多（类似但不同于欧洲）：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加强，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垄断国企过度占有了资源，也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少（类似但不同于美国）：居民部门无法通过再分配环节获得政府提供的养老、医疗和 服务。一句话：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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